又发生了政变：2022年1月23日，社交媒体称该国首都军营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政府发言人一度否认发生政变；1月24日，有安全官员声称，该国总统、议长以及其他政府高层官员被军队扣押。至此，政变的消息被确认。
想必绝大多数国人对这个国家感到陌生，事实上它也的确乏善可陈，布基纳法索虽然是非洲第四大黄金储藏国，但是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却称得上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国家。
该国上一次成为新闻焦点还是在2018年5月24日，它同台湾当局“断交”，让台当局在非洲的“友邦”仅剩斯威士兰一根独苗。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西非内陆国家，位于近年来动荡不安的萨赫勒地带边缘。1896年其沦为法属西非的一部分，1960年获得完全独立，取国名为“上沃尔和国”。该国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20年人均GDP为926美元。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布基纳法索都是人们印象中常见的非洲国家形象：经济落后、政局动荡。非洲大陆曾是“被遗忘的大陆”，而布基纳法索更是“被遗忘大陆”中的“被遗忘国度”。
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独立以来的布基纳法索深受政变的困扰。这次发生的政变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的第7次，该国自独立以来已经发生过至少6次政变（分别在1966年、1980年、1982年、1983年、1987年、2015年），可以说布基纳法索大多数的政权更迭都是靠政变实现的。
在布基纳法索的历史上，唯一值得被称道的政治家就是托马斯桑卡拉，他在1983年政变后上台，随后他实施了许多强有力的政策，包括大规模接种疫苗、改善基础设施、扩大妇女权利、鼓励国内农业消费和防治荒漠化项目，试图改变布基纳法索的落后局面。
托马斯桑卡拉被支持者视为具有超凡魅力和标志性的革命人物，他富于左翼理想，清正廉洁，因此被称为“非洲的切格瓦拉”。桑卡拉还将国名由殖民地时期的“上沃尔和国”改为“布基纳法索”（意为“有尊严的地方”）。
但是桑卡拉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触犯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国有化、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政策，严重损害了西方国家，特别前殖民地宗主国法国的利益；他对邻国的批评也影响了布基纳法索与科特迪瓦等国的关系。
1987年，桑卡拉的“政治盟友”布莱斯孔波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桑卡拉政府，并将桑卡拉杀害，一般认为这次政变是法国授意并支持的。布莱斯孔波雷上台后颠覆了桑卡拉的绝大多数政策，取消了国有化，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启了长达27年的强人统治。
2014年10月，布基纳法索爆发了反对布莱斯孔波雷统治的，并最终导致他下台。但是孔波雷下台后，军队内部随即发生了夺权斗争，陆军总司令奥诺雷纳贝雷特拉奥雷宣布接任国家元首，但是精锐部队“总统安全团”领导人雅库巴艾萨克齐达表示反对，后者通过与抗议者结盟掌权。
2015年，布基纳法索举行大选，罗赫马克克里斯蒂安卡博雷当选总统，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该国第一位与军方没有任何关系的正式总统，卡博雷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连任。
但是自2016年起，布基纳法索所在的西非地区就面临严峻的威胁，以“博科圣地”、“国西非省”等为代表的极端组织频繁在西非地区发动，并大肆向布基纳法索渗透。极端主义成为卡博雷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贫穷的小国，军力薄弱，面对极端组织的威胁，疲于应对，前线军队的装备落后，士气低落。该国北部大片地区逐渐被极端组织骚扰和控制，在国际极端组织的支持下，布基纳法索还诞生了一个本土极端组织“安萨鲁”（Ansaro ul Islam）。
与极端组织的“蓬勃发展”相比，布基纳法索军队在反恐行动中损失惨重，仅在2021年12月，就至少有50名士兵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者丧生，军队对此感到愤怒。
2022年1月23日政变发生后，一名政变领导人告诉媒体：士兵们对该国政府对的处理感到愤怒，并相信布基纳法索在军事统治下会更好。媒体报道称，政变得到了布基纳法索军队中许多参与打击极端组织的士兵的支持。
布基纳法索的这次政变给该国的政治民主化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实现两次政党和平交权视为民主巩固成功的标志，显然，布基纳法索的民主巩固又失败了。
政变在包括布基纳法索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都是常客，当地平民和政治精英已经习惯了通过政变手段改变政治现状，常规的政治手段在这些国家已经失效。独立以来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局都陷入了“政变—还政于民——民选政府无力处理国内矛盾—再次政变”的怪圈。
横向来看，非洲近期政变频率明显变高。历史上，非洲国家的政变就非常频繁，在20世纪下半叶，非洲的军事政变被用作在非殖民化之后改变政治秩序的常用手段。根据中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乔纳森鲍威尔和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克莱顿泰恩的一项研究，在1960年至2000年期间，非洲政变和未遂政变的总数平均每年四次。
进入20世纪后，非洲的政变数量明显下降。但是近年来，非洲国家的政局有重新加剧动荡的趋势，仅仅在过去的2021年，非洲国家就发生过4次既遂政变（乍得、马里、几内亚、苏丹），1次未遂政变（苏丹），“半岛电视台”称2021年为“非洲军事政变重回舞台之年”。
尽管这些发生政变的国家各有原因，但是却有许多共性，这些共性也揭示了近年来非洲政局动荡的根源。
首先是极端组织的持续肆虐。布基纳法索政局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安全形势的严重恶化。2015年以来，效忠极端组织“国”和“基地”组织的非洲本土极端势力持续在布基纳法索及周边国家活跃。除布基纳法索外，马里、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等西非国家也受到极端组织威胁。
频繁发生，而各国军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用以打击极端主义。极端组织却可以从当地的部族中源源不断的获得兵员，并通过绑架、走私和抢劫等获得丰厚的收益。法国等外国的军事干预又给极端组织活跃提供了新的借口。
其次是经济发展的困境。非洲国家政局动荡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球矛盾在累计，在国际体系边缘国家爆发出来。
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布基纳法索所在的西非地区，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比例从2020年的2.3%升至2021年的2.9%，而在经济复苏缓慢、财政空间缩小和资源调动乏力的情况下，各国的债务负担有所增加。
疫情还抹杀了在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的进展，非洲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数量也在大增。
极端组织的泛滥还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一步恶化了形势，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布基纳法索中北部地区是该国黄金的主要产地，但是近年来频繁受到效忠“国”和“基地”组织的极端分子的袭击，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黄金的开采。
此外，域外势力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干预也是非洲不断动荡的重要原因。法国素有“非洲宪兵”之称，2012年以来，打着反恐的名义，法国在萨赫勒地带先后发起了“薮猫”行动和“新月形沙丘”行动两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法军在布基纳法索首都附近驻扎有一个特种部队基地。西非地区的政变经常影影绰绰有西方国家的影子。
据媒体报道，这次政变的领导人保罗-亨利达米巴中校刚于去年12月被卡博雷提升为该国负责首都安全的第三军区指挥官，他曾在法国巴黎军事学院学习。卡博雷总统曾呼吁俄罗斯加入国际“萨赫勒地区安全与稳定伙伴关系”，此举或惹恼法国。
法国的驻军也引起非洲当地人的反感，2019年10月，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曾爆发，谴责和外国军事基地在非洲的存在。
组织者说：“现在已经成为在我国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理想借口，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我们地区，说他们要打击，但是尽管他们有这么多人，恐怖组织却越来越强大。”
极端组织的肆虐、经济停滞乃至衰退、饥荒蔓延……使多数非洲国家面临困境，军事政变被重新祭出，被民众和政治精英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大多数情况下，政变的军队将自己描绘成自己国家的救世主，指责被废黜的政权腐败、背信弃义和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