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黄鸭之父”弗洛伦泰因·霍夫

无论是去年的中国之行,还是近期掀起的又一轮的中国之旅,大黄鸭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展出均收取参观门票。在杭州西溪公园的展出,官网预订门票65元,现场购票80元。在近期展出的青岛奥帆中心,门票为60元。然而,大黄鸭去年在香港的展出是免费的。

今年6月开始,大黄鸭将先后到访杭州、青岛、贵阳等地。自2013年5月以来,这个塑料材质充气作品的多个版本已在中国亮相,甚至还出现在了亚洲各地无数的商场和纪念品摊位上,其中一些经过授权,也有未得到授权的山寨货。

大黄鸭的设计者、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曾一度为中国的山寨问题苦恼。实际上,早在去年正版大黄鸭还只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游荡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城市就已走上抄袭之路。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中部城市武汉、古都西安、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和浙江省的影视基地横店,相继涌现出了山寨版“大黄鸭”。

“如果他们想要正版的大黄鸭,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霍夫曼当时对中国大黄鸭数量剧增表达不满,“我一直都在说,大黄鸭是黄色催化剂,帮大家调节心情的。但现在我看到的却是中国的信任缺失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时隔一年之后,霍夫曼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同样提及了令他头疼的山寨大黄鸭问题。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只巨大的玩具鸭子进入内地后创造了成绩斐然的经济价值。《华尔街日报》甚至在去年大黄鸭北京的报道中称,大黄鸭为中国经济下了“金蛋”。

最令人惊讶的数据是,据“大黄鸭”在北京展览的组织者称,在短短52天时间里,300多万人蜂拥至颐和园和园艺博览会的会场一睹这只18米高的塑料鸭子的风采,而最后一天大约有7万人前来跟大黄鸭说再见。

当时大黄鸭在北京两处展出共计带来了约2亿元的收入。在颐和园,大黄鸭展出期间的游客数量达到200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该总收入还不包括销售大黄鸭系列玩具所得的人民币700万元。

时代周报记者在向霍夫曼提及该数字时,艺术家本人对此表示了惊讶。据称,霍夫曼本人对其艺术作品从不以谋求商业利益为目的。

据了解,霍夫曼将“2014大黄鸭中国之旅”授权给台湾蔚龙艺术,由他们来负责亚洲地区的总代理和授权。中国大陆部分则由蔚龙艺术授权给奇胡文创,由奇胡文创来负责大黄鸭展览的推广、授权以及执行。

无论是去年的中国之行,还是近期掀起的又一轮的中国之旅,大黄鸭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展出均收取参观门票。在杭州西溪公园的展出,官网预订门票65元,现场购票80元。在近期展出的青岛奥帆中心,门票为60元。同时为吸引游客互动参与,现场还设有小鸭博物馆以及大黄鸭亲子乐园等精彩活动,更有如包心鱼丸、生煎包、蚵仔煎等台湾小吃出售。

青岛奥帆中心的管理运营方对此做出的解释称,“奥帆中心收取大黄鸭的门票最核心的目的,是为控制人流和车流,确保参观市民、游客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奥帆中心的管理运营方实际为青岛城投集团下属企业青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在萌态大黄鸭横扫中国南北、并开启新一轮中国巡展时,近日霍夫曼又为上海推出了另一款庞大的玩具:在上海世纪公园中出现了一只身高10米、用竹条编织成的粉色大猫。

大粉猫的横空出世遭到了褒贬不一的争论。为大粉猫制作买单的企业为汽车品牌凯迪拉克,不过凯迪拉克方面拒绝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具体的赞助数字。

在霍夫曼的合作伙伴Kim Engbers的帮助下,霍夫曼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

时代周报:你创作大粉猫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说这只猫是为上海量身定做的?

霍夫曼:创造大粉猫,是为了让我在中国的第二件公共空间作品受到更多关注。其实我是受人之托为上海量身定做一件作品。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嬉闹之乐、外形之美、大众化生产的玩具本身,以及原材料那种奇特的美。竹子的材质比较接近体现猫的毛发,而且也能从中展现工艺之精巧。

现在有些人喜欢把猫染成粉色,大粉猫正是受了这股潮流的影响。这样一来似乎把猫当做了物体,似乎把猫物质化了,但同时也让它更人性化。猫这个神秘的动物也显得更神秘。

世纪公园的绿色和猫的粉色形成的色彩冲击使这个地方更具变幻性,猫也凭借它的特大尺寸惊艳了大家。

霍夫曼:只是一种学习的渴望,想学习新技术和新材料,想给自己一个惊喜,想知道如何在新情况下应用这种材料。当你完成构想、去感知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想到,材料和物体应该以一种闪耀、美丽而周全的方式共存。

霍夫曼:具体的数字我说不上来,但我们的专员Arty大概知道。整个作品分为至少四个不同部分,竹子是由很多工匠共同编起来的。整个制作过程为期一个月,在那之前还要好几个月用来设计、画草图、做模型,以及在确定最终方案之前对设计进行一些修改。

霍夫曼:因为,通常只有大规格才能把一幅作品展现到最好的境界。大作品能够改变一个地方,能够对公共场合产生影响力,而且把人们衬托得更渺小。如此一来,我们便会意识到,大家本就是平等的,不会带着等级观念去观赏一幅作品。

霍夫曼:它所展现出来的美已经不属于小玩具了,它只是一个玩具的影像。要说得具体点,我做的不是一个玩具小猫,而是一个其他材质做成的小猫的扩大版影像。拿马格利特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烟斗。同样的,这不是一只小猫,不是一只大黄鸭,不是你原来的设想,也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物体。你看到的,是一个竹子做成的雕塑。

时代周报:去年大黄鸭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它的全国巡展了,一共有多少个城市申请举办?申请者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

霍夫曼:上百个城市和企业都申请巡展了,但我们只接受一些能与我们合得来的伙伴,要经过一些严格的审查。

时代周报: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一年北京的大黄鸭一共带来了2亿元的收入,那么你自己从中获利多少呢?

霍夫曼:我们认为这个数字绝对是根据别人生产衍生品等商品计算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做这一块。

霍夫曼:我们会进行严格的考察,只选择与我们合得来的人。这些人会把大黄鸭当做一个艺术品,一种机遇。其他人怎么想,山寨品什么样,大家一看便知。

霍夫曼:我只知道有山寨的大黄鸭。他们盗版我的大黄鸭和大粉猫,却只是拿来赚钱,这就是我不赞同也不喜欢山寨行为的原因。这种行为暴露了他们的愚蠢和靠偷窃别人思想成果来发财的低劣品位。

因一个数学问题而名闻全球的一座城~

有趣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是否有解呢?大数学家、“图论之父”欧拉从数学上论证了:无解。

有时候一句谚语或一个故事,便可以让许多人知道并记住一座城池。“条条大路通罗马”、“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刘备借荆州”等,都是耳熟能详的例子。

哥尼斯堡(Königsberg)是座小巧玲珑的古都,位于欧洲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桑比亚半岛南部,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今天人口不到50万。该城堡由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北方十字军于1255年建立,先后成为条顿骑士团国、普鲁士公国(Kingdom of Prussia)和东普鲁士国(East Prussia)的首府。

故事从流经市区的Pregel河讲起。这条小河在市区内有一个小岛,河面上有七座小桥(图2)。在18世纪,当地居民聊天时会经常讨论,是否可以从某一个地点出发,走过所有七条小桥,不重复也不遗漏,最后回到起点?

这时候,瑞士裔俄罗斯数学家欧拉(Leonhard Paul Euler,1707年4月15日-1783年9月18日)出场了。虽然没有记录表明欧拉亲自去过哥尼斯堡,但是当年七桥问题在民间流传很广,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他知道了这个坊间游戏。年轻的欧拉对有趣的事物充满好奇心,居然认真地去思考这个小小问题。

1735年8月26日,欧拉向圣彼得堡科学院作了个学术报告,从数学上论证了: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是没有解的。

然后,假定你在图上沿着某条连边往前走。当你走到任意一个节点(图3里的A、B、C、D)时,如果它不是终点,那么你得走过它然后继续往前走。于是,这个节点有了两条连边:一条进、一条出。你就这样继续往前走。你有可能再也不回到这个节点, 但也可能还会走回到这个节点来。因为它不是终点,如果走回来的话你还得离开它。这样它就有四条连边了。如此类推,它必须有偶数条连边。这里,重复走过某些节点是允许的,只是不允许重复走过任何一条连边。

最后,假定你走到了终点。原问题不是要求你走回到起点么?所以终点与起点重合,这个特殊的节点也同样有两条连边。

至此,问题是否有解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如果有解的话,图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有偶数条连边。但是,图3所示的七桥数学图显然不满足这个条件,因此没有解:即不管你从哪里出发,你都不可能把七条桥全部走一遍,不重复也不遗漏,最后回到出发点。

后来,欧拉和一些数学家分别考虑了一般多条桥的各种图,大家把其中有解的那些图称为欧拉图。具体地说,一幅规模有限的图,不管它有多少个节点和多少条连边,也不管你从哪个节点起步,如果总存在一条路径让你走遍所有的连边,不重复也不遗漏,最后还能回到起点,那么这幅图就是欧拉图。

从欧拉解决七桥问题开始,数学家们逐步建立起了数学图论,并把欧拉称为“图论之父”。

1771年,法国数学家范德蒙(Alexandre-Theophile Vandermonde,1735-1796)研究了国际象棋的“骑士”能否走遍棋盘每一个方格的游戏问题(Knights Tour Problem)。过了好多年之后,基于对上面两个图论游戏的兴趣,爱尔兰数学家哈密顿(Sir William R. Hamilton,1805-1865)考虑了一类和欧拉图“对偶”的图,就是不管一幅规模有限的图有多少个节点和多少条连边,也不管你从哪个节点起步,如果总存在一条路径让你走遍所有的节点,不重复也不遗漏,最后还能回到起点,这类图就称为哈密顿图。哈密顿图对你走过多少条边,有没有遗漏一些边,都是没有限制的。因此,走遍一幅哈密顿图里所有节点的路径可能不是唯一的,因为也许会存在不同的路径都可以把所有的节点连在一起并且首尾相接。

其实,哥尼斯堡虽然历史不长,地域不大,但地灵人杰,名人很多。在哥尼斯堡出生长大的众多人物之中,我们只简单地说说“一、二、三”,即一位哲学家(康德)、二位物理学家(基尔霍夫和索末菲)和三位数学家(哥德巴赫、希尔伯特和闵可夫斯基)。实际上,要比较完整地介绍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生平和贡献,都得写一本小书。此外,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就不列举了,如化学家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是 1910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数学家莫泽(Jurgen K. Moser,1928-1999)是数学动力系统KAM理论中的M、数学家黑塞(Ludwig O. Hesse,1811-1874)以他命名的矩阵(Hessian Matrix)为大家所熟识 ,还不计及文学、历史、政治、宗教、音乐、艺术等领域的名家。

哥尼斯堡最著名的市民当数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康德是17-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反封建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后期一位主要哲学家。他调和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发展了自成一派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康德有不少论著,其中核心的三大著作被合称为“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著作分别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知识学、伦理学和美学思想。《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此外,他在宗教哲学、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一般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类似,强调个人道德自律从而构建理想社会。康德的道德原则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包括“不要骗人”、“不要自杀”、“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帮助别人”等方面,以致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1844-1900)称康德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康德固然是一名哲学家,但也写过好几篇自然科学论文。1746年康德的父亲逝世,之后他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家庭教师生涯。期间,他发表了两篇科学论文:1754年的“地球在绕轴自转时是否发生变化”和1755年的“从物理学上推论地球是否已经衰老”。1755年,康德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论火”,以此获得硕士学位。在同一年,他又写了“形而上学认识第一原理的新说明”一文,从而获得皇家哥尼斯堡大学(Royal Albertus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任教的机会,在那里担任了15年的编外讲师。

康德性格内向,毕生都没有离开过家乡哥尼斯堡。他长期身体虚弱,过着极简生活,终身未娶。康德逝世后,墓碑上刻着他那本名著《实践理性批判》里的一句话︰“群星苍穹在我之上,道德法则存我心中”(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作为他一生的总结。

基尔霍夫(Gustav R. Kirchhoff,1824年3月12日-1887年10月17日)在1847年从哥尼斯堡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大学期间,基尔霍夫一直参加数学物理学家诺依曼(Franz E. Neumann,1789-1895)和雅可比(Carl G. J. Jacobi,1804-1851)领导的研究讨论班,深受数学熏陶。这位雅可比以他的矩阵和行列式为理工科师生所熟识。他出生于当年属于普鲁士的波茨坦,1826年到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在那里工作了16年,之后因健康问题退隐柏林。

1845年,还是本科生的21岁基尔霍夫发表第一篇论文,就建立了电路网络中电流、电压、电阻关系的两条基本定律,即以他命名的“电流定律”和“电压定律”,成为分析、计算和设计各种复杂电路不可或缺的基础理论和工具。他后来又研究了电路中电的流动和分布,阐明了电路中两点间的电势和静电学的电势这两个物理量在量纲和单位上是一致的,从而使基本电路定律具有更一般的涵义和应用。基尔霍夫因此在电子和电器工程领域极负盛名,被称为“电路求解大师”。

1850年,基尔霍夫在柏林大学执教时发表了论文“弹性圆板的平衡与运动”,从三维弹性力学的变分开始,引进了著名的“基尔霍夫薄板假设”并给出了边界条件,还导出了圆板的自由振动解和一般振动表达式。

1854年,基尔霍夫由著名化学家本生(Robert W. Bunsen,1811-1899)推荐,到了海德堡大学任职教授。

1859年,基尔霍夫与本生合作,制成第一台棱镜光谱仪并创立了光谱化学分析法,由此发现了元素銫和銣。随后,其他科学家利用光谱化学分析法,还发现了鉈和碘等几种新元素。基尔霍夫进而利用光谱化学分析法去研究了太阳及一些行星的化学元素谱。

1860年,基尔霍夫做了灯焰烧灼食盐的实验,得出了“热辐射基尔霍夫定律”:任何物体电磁辐射的发射量和吸收量的比值与物体本身特性无关,是波长和温度的普适函数,与吸收系数成正比。他由此判断:太阳光谱的暗线是白光被大气中某些元素吸收的结果。这给太阳和恆星成分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让天体物理进入了光谱分析的新阶段。接着,他又提出了绝对黑体的新概念。

1862年,基尔霍夫因在太阳光和人造光光谱研究中的重要贡献而荣获Rumford奖章。

1875年,基尔霍夫回到了柏林大学任职理论物理教授。其时,他给出了惠更斯-菲涅耳(Huygens–Fresnel)原理的严格数学形式,并发表了4卷《数学物理学讲义》。

索末菲(Arnold J. W. Sommerfeld,1868年12月5日-1951年4月26日)1886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主修数学,1891 年23岁时获博士学位。他随后出任哥廷根大学助教 。1897年,他转到Clausthal矿业学校任教授,1900年再转到Aachen技术学院任教授,1906年起到慕尼黑大学任理论物理学教授直至退休。1951年4月26日在慕尼黑意外被汽车撞倒不治离世,时年83岁。

索末菲的主要科学建树在原子结构及原子光谱理论方面。他提出用椭圆轨道代替玻尔(Niels H. D. Bohr,1885-1962)原子模型的圆形轨道,从而建立了“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他还引入原子轨道空间量子化等概念,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和重元素 X 射线谱的精细结构以及正常Zeeman效应。此外,他对陀螺运动、电磁波传播以及金属电子理论多有贡献。

索末菲是一位出色的导师,先后带出了七个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德拜(Peter Debye, 1884-1966)、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海森堡(Werner K. Heisenberg,1901-1976)、贝特(Hans Bethe,1906-2005)等四位博士学生和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拉比(Isidor I. Rabi,1898-1988)、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等三位博士后,还有一批卓有建树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合作者,以及几个后来获诺贝尔奖的学术梯队成员。爱因斯坦曾感叹地对索末菲说:“我特别钦佩你的是,你能够从平凡中制造出那么多的年轻天才。”

索末菲一生得过许多的奖励和荣誉,是多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并得到过世界上多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索末菲明确坚定地反对纳粹的反犹太运动和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因而被攻击为“学术界中犹太文化的代理人”。但他毫无畏惧,从未退让过。

1725年,哥德巴赫到了圣彼得堡科学院任职数学和科学史教授,1728年成为俄罗斯沙皇二世的宫庭教师,1742年后还曾任职俄罗斯外交部。

哥德巴赫在数学分析方面有出色的贡献,例如有一条哥德巴赫-欧拉定理。但他主要贡献在数论方面,例如关于费马数(Fermat numbers)有一条哥德巴赫定理。当然,他最出名的是在1742年6月7日写给欧拉信中提出的“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俗称为“1+1”问题。当今最好的结果是陈景润1966年证明的“1+2”,但尚不是问题的终结。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年1月23日-1943年2月14日)被称为“数学界的无冕之王”、“数学中的帅才”,是历史上最卓越的数学家之一。

希尔伯特188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但他执意违背父亲让他学习法律的意愿,选择了数学,于1885年23岁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讲师、副教授,1893年升为正教授。1895年,希尔伯特接受克莱因(Christian F. Klein,1849-1925)邀请到了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任教,直至1930年退休,于1943年逝世,享年81岁。

希尔伯特曾获俄罗斯罗巴切夫斯基奖和瑞典科学院Mittag-Leffler奖,1942年当选为柏林科学院荣誉院士。

希尔伯特在不变量理论、代数数论、积分方程、变分法、泛函分析、数学和几何学基础、数学物理等领域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他1900年8月8日在巴黎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著名演讲。他指出了新世纪数学家应当努力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其中第8个问题包含了哥德巴赫猜想。那次演讲被认为是20世纪数学最重要问题的选集。对那些问题的研究,后来大大推动了数学的进步并对今天数学的发展依然有着深刻影响。1950年,当美国数学会邀请希尔伯特的博士学生、著名数学家外尔(Hermann K. H. Weyl,1885-1955)总结20世纪上半页的数学历史时,外尔写道:希尔伯特在巴黎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是一张导航图”;在过去五十年间,“数学家们经常按照这张导航图去衡量我们的进步”。

希尔伯特同时也十分关注物理学,曾把他认为“数学较差”的爱因斯坦请到哥廷根大学,一起讨论后来被称为“爱因斯坦方程”的物理学含义。期间,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F.Gödel,1906-1978)为爱因斯坦方程找到一个解,让他满载而归。

希尔伯特去世后,在哥廷根的墓碑上刻着他退休感言中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Wir müssen wissen,Wir werden wissen)。

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年6月22日-1909年1月12日)为理工科的学者们所熟识,很可能是由于数学分析中的“闵可夫斯基不等式”。

闵可夫斯基1864年出生于俄国的Alexotas(今立陶宛的Kaunas)。由于当时俄国政府迫害犹太人,1872年父亲带着全家移居到了哥尼斯堡。他们家与希尔伯特的家仅一河之隔,两人从小相识。

1882年,年仅18岁的闵可夫斯基因为建立了多元二次型的完整理论与英国著名数学家史密斯(Henry J. S. Smith,1826-1883)共同分享了法国科学院的一个大奖,名噪一时。1885年,21岁的闵可夫斯基在哥尼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86年,他成为波恩大学讲师,然后于1891年升为副教授。1894年,他回到哥尼斯堡大学任教。1895年,希尔伯特离开哥尼斯堡前往哥廷根大学,由闵可夫斯基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数学教授。次年,闵可夫斯基又转到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任教。期间,青年爱因斯坦在该校就读,成为闵可夫斯基的学生。1902年,闵可夫斯基接受克莱因的邀请,加盟哥廷根大学担任数学教授直至离世。

闵可夫斯基最具独创性的成果是他在1890年开创的“数的几何”(Geometrie der Zahlen),书稿在1896年基本完成,于1910年正式出版。他关于数的几何理论的研究导致了对凸体填充问题的研究,即给定形状的图形可以放置到另一个给定形状图形中的个数和方法,其中引出了大家熟知的“閔可夫斯基不等式”。

1905年,闵可夫斯基建立了实系数正定二次型的“闵可夫斯基约化理论”。1908年,在Cologne的一次著名学术演讲中,闵可夫斯基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为后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基本框架,被称为“闵可夫斯基时空”理论。

1909年1月11日,闵可夫斯基因急性阑尾炎抢救无效在哥廷根逝世,时年仅45岁。希尔伯特随即整理了他的遗作,于1911年出版了《闵可夫斯基全集》(Gesammelte Abhandlungen von Hermann Minkowsk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哥尼斯堡被轰炸得天翻地覆。1945年4月9日,苏联军队完全占领了哥尼斯堡。同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柏林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根据公告的决议,战败的德国将东普鲁士地区割让给波兰和苏联。其中,行政上哥尼斯堡成了苏联领地。但地理上,城堡与苏联本土不但互不邻接,而且相去甚远,中间隔着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因此被戏称为“飞地”。1946年,苏联政府把哥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以纪念刚去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Mikhail I. Kalinin,1875-1946)。两年之后,苏联政府又把哥尼斯堡大学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国立师范学院”,1967年再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国立大学”。

早在1875年,由于民生的需要哥尼斯堡市政府在图3中的B点和C点之间修建了一道桥。但是,这“八桥问题”依然没有解,即不存在一条路径让你把8道桥不重复也不遗漏地走一遍,最后回到出发点。

1944年,哥尼斯堡的七条老桥在战火中被全部炸毁。后来,加里宁市政府修复了五道桥(图3中的A-B和A-C之间分别只修复了一道桥),保存至今。现在这些老桥主要供旅游观光使用。

最后,如果你明白前面欧拉关于七桥问题无解的解释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加里宁格勒五桥问题”(图14)也是没有解的。

德国战斗机部队与美国重轰炸机群的战斗

者按:本文是当时联邦德国空军总监、空军中将约翰内斯·施坦因霍夫应美国空军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要求所写。主要评述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在对抗美国陆军航空队大编队重轰炸机群昼间入侵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及效果。

约翰内斯·施坦因霍夫Johannes Steinhoff,1913年9月15日出生。1934年加入德国海军,1935年转到纳粹德国空军服役。1939年二战爆发时服役于第26昼间战斗机联队,不列颠战役时来到第52昼间战斗机联队,入侵苏联时担任JG52第2大队大队长。随后转任第77昼间战斗机联队联队长,在北非和西西里地区作战。44年底担任德国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第7联队联队长。45年3月加入前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中将领导的JV44“专家中队”,飞Me262喷气式战斗机。45年4月18日在驾机起飞时因故障坠落,本人严重烧伤,退出战斗。他在二战执行了930次战斗任务,击落了176架敌机(内有4架四引擎重轰炸机),包括在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上的6架战果,荣获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战争结束时为上校军衔。

战后他参与了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建立,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空军参谋长、空军总监、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74年退伍时为空军上将军衔。1994年2月21日在波恩去世,享年81岁。

首先,我想对二战前和二战中的德国空军作一些基本评论。30年代时德国发展起来的这支空军部队无论在数量、组织和构成上都不能适应它所承担的广泛任务。轰炸机部队在战略上没有受到重视,它既不是一支“战略轰炸部队”也不是一支“战术支援部队”,其实还不如简单说成是一支勉强“可以使用”的轰炸机部队。那些今天还主张“如果德国早日发展战略轰炸机部队,必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人们高估了当时德国的资源和战争潜力。

相反,美国和英国军方按照一条更为清晰的思路发展出了一支“战略轰炸空军”。据我所知,在美国发展一支这样的轰炸机队伍比起在英国来遇到了更大的争论。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阶段发展起来的“兰开斯特”(用于夜间轰炸)、“解放者”以及“空中堡垒”(用于昼间轰炸)等重轰炸机与其他性能良好的飞机一起完美地履行了它们的使命。

同时我也赞成一些对于英美战略轰炸的批评意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后的评论人员比起1943年作出决定的人们来,肯定聪明许多。如果盟军从开始阶段就将轰炸攻势的目标对准德国的能源工业(石油和电力)——在这里我甚至可以排除石油加工业和电力分配设施,而不是在几个目标之间转来转去(例如空军基地、工业设施、运输枢纽等等),那么德国早就大祸临头了。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容易走入歧途、犯下戈林在不列颠之战中同样的错误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斗机部队的发展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缺乏远见、加上缺乏完善的计划,为敌人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它没有能赶上对手(盟军轰炸机部队)发展的步伐。举例来说,1940年时,这支部队基本上是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而且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也没多少改进。梅塞施米特Me110战斗机是一种双座双发重型战斗机,配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无线电操作/领航员,是全天候战斗机最好的候选对象。但不列颠之战时,它执行的是昼间空战任务,使得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在1940年根本没有夜间作战能力,尤其是缺乏仪表飞行的能力。当后期盟军轰炸机群在白天深入德国进行战略轰炸时,德国空军由于缺乏全天候飞行训练,以至于它的战斗机截击部队经常被跑道上的浓雾或是厚云层所阻隔,不能起飞作战,或者是不能爬升到正确的截击高度,经常会迷航和丢失目标。

此外,如果当时世界上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米特Me262的开发和使用能够得到更好的规划和更强有力支持的话,美国重轰炸机群在1944年昼间突入德国的行动会遭受到比他们1943年在施魏因福特Schweinfurt所付出的更为惨重的损失1。但同样在这一点上,不完善的计划和错误的发展方向,加上受到政治领导人的压力,从而不合理地把那些可以使用的喷气式战斗机作了错误的分配,这一切阻止了德国空军去获得它应得的胜利。

在这些扼要的介绍之后,我想结合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主要描述一下德国战斗机部队截击美国重轰炸机群的行动。

我选择“德国战斗机部队与美国轰炸机群的战斗”作为这篇叙述的题目,主要是因为这些轰炸机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史的转折点。当时我的一位好朋友阿道夫·加兰德(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被贬职)指挥着整个德国空军的战斗机部队。在我读过的一本最好的空战历史书籍《最后的中队Die sterbende Jagd》里,作者描写了一段战斗机指挥官向手下飞行员训话的情景,告诉他们空中的骑士决斗已经过去了:

“杂技般的独立战斗已经结束了。天空中不再有搜索与躲藏,互相的追逐,抓住对方的尾部进入,选择最恰当的时间射击你选定的目标,等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对方的飞行员,而是庞大的空中舰队,是一大堆用皮带把自己捆在炮塔里的机枪手,是天空中的步兵。我们只能也采用大编队作战。”

他所描写的完全是事实。我们结束了空中运动员的时代,骑士般的斗争不再存在。欧洲的天空变成了遍布要塞和堑壕的战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攻打和突破这些防御工事。

过去的空战成了儿童的游戏。不列颠空战对于每个参加过的飞行员来说都是艰难的,那是一场与对方战斗机飞行员比试技巧的决斗。但即使在那时,我们也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1942年8月17日,在美国轰炸机群袭击里昂的战斗中,我们的战斗机连一架“空中堡垒”也没有击落,相反自己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我的朋友约瑟夫·普利尔Josef Priller2立即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战斗机部队总监阿道夫·加兰德将军也同样感到了事态的不妙,他向戈林这样汇报:

“除非我们立即增援我们的战斗机部队,除非我们立即为他们提供更好及更有效的武器并发展出新的攻击战术,总有一天那些鸟儿会直接飞到柏林上空!”

于是战斗机部队得到了一些增援,武器也有了些改进,新的“突击”这些空中堡垒的战术也发展了出来。但还是没有能阻止它们在柏林上空的出现……

约瑟夫·普利尔空军上校在他的FW190飞机上,能让这种身经百战的飞行王牌感到畏惧,证明了美国重轰炸机群的可怕

在1943年4月,我第一次执行“四引擎工作”(我们通常如此称呼对付B-17的战斗)。那时轴心国在北非的战斗已经接近全面失败,我们在博尼半岛执行一些防御任务,在盟军的全面空中优势下,尽力为非洲军的残部和意大利军队提供一些空中掩护,但依然不能改变他们在5月份全军覆没的命运。

记得那是在与喷火式战斗机进行了一场混战后,我们正在准备着陆。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支闪闪发光的轰炸机“舰队”,那种型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在正午的阳光下浩浩荡荡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当时我们的战机燃油和弹药都已不足,所以没有进行拦截。但我很快就有了近距离观察这些巨大的“鸟儿”的机会。

我们将从非洲撤出来的各个残部重新集结在西西里,整编为作战编制。战斗机司令部那时发下了一批小册子,都是描述一个内容:“如何攻击四引擎轰炸机的密集编队”。

那时还没有发现对付轰炸机群的最好攻击方法,但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

如果你能准确带领你的战斗机部队对对方来一个正面突击,使之正好能突入轰炸机编队的内部,那你就一定能打散它的编队;

尽力保持战斗机的密集编队,在到达极近距离前不能开火。但一旦到了开火距离,就要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从每个孔里喷出火蛇”,发扬最大限度的火力密度。

当时美国的第12航空队布置在北非,正在通过不间断的轰炸来削弱西西里的防御力量。1943年6月25日,我们的雷达站发现了一个敌军的轰炸机编队正在从地中海上空向我们接近,大约在撒丁岛和西西里之间,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那不勒斯。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在输掉了不列颠之战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电子设备、特别是雷达方面的不足,从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力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工作。所以43年时的情况已经和40年时大不相同了。

按照我们一直在操练的新战术,我把手里的战斗机分成了两个编队3,一共有120架战斗机,但他们中没有人参加过与四引擎轰炸机群的战斗。当我们接到起飞命令后,又传来了进一步的更正消息:敌人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去攻击那不勒斯港,而是轰炸了墨西拿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航运线。所以它们已经开始向北非基地返航,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很快就消失在雷达屏幕上。我带领着大约100架飞机飞往撒丁尼亚与西西里之间,但就在快要接近敌机群时,得知了敌人已经从雷达上消失的信息。我知道这意味着敌人正在接近海平面的高度飞行,但由于海面上的薄雾,目视搜索变得非常困难。就在我考虑到油料已经快要不足、从而下令返航的时候,敌机编队突然出现在我们下方。这些空中堡垒散得非常开,就在海面上几码的地方飞行。编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很难从它的一端望到另一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作过攻击贴海面飞行机群的训练,所以发动一场得到良好协调战斗的机会为零。结果极为糟糕,整个德国战斗机编队乱成一片,连一架战果也没有取得。许多飞行员丢失了方向,要靠雷达引导才能返回基地,而油料的不足又加剧了他们的困难。我们一共损失了6架战斗机。

当天晚上我们从戈林那里接到了德国高层战斗指挥人员给前线战士的典型命令:他们要求把每一个参加这场战斗的飞行员,不管他来自哪个部队,全部送上军事法庭,罪名是在敌人面前表现懦弱。只有当所有的部队指挥官都要求把自己先送上法庭后,这场荒谬的闹剧才算不了了之。

但无论如何,这场战斗都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开始了进一步的严格培训,不断练习着过去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同时,德国本土的另一些部队也在不断探索着对付轰炸机群的方法。有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在一次战斗中成功地使用1000磅炸弹炸散了敌机编队4。随之其他部队也开始了相同的训练,但谁也没有能重复这个胜利方法。这种战术要求一些飞机各自携带一枚配有定时引信的1000磅炸弹,爬升到轰炸机编队的上方,但精确估算高度差以确保炸弹刚好起作用却成了大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成功执行此类攻击的战例。

我们的另一种新武器相对要成功得多。那是一种像陆军所使用的火箭筒似的武器,可以悬挂在梅塞施米特Me109或者福克·沃尔夫Fw190的机翼或者机身下。这种220毫米火箭弹5的精度不高,弹道简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在1000米的距离上命中对手,你必须在目标编队上方约150米处的高度开火。然而,如果我们成功地让火箭弹载机爬升到了正确的高度并接近到距敌机编队1000米距离的话,火箭弹的爆炸通常能打散“空中堡垒”或者“解放者”式轰炸机的编队。像上面提到的一样,落单的轰炸机通常是一个更为容易得手的目标。但除了精度以外,该武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重量和气动外形严重影响了单引擎战斗机的爬升率,结果就是要等火箭弹载机到达正确的高度,非得有极好的耐心不可。

这架Fw 190战斗机机翼下挂的就是WFr. Gr. 21空对空火箭发射器

就在我们不断操练各种对重轰炸机群的攻击方法时,它们的护航战斗机出现了。这些家伙通常很快就能找出我们攻击方法的弱点加以克制,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发展出新的攻击方法。其中一种最有趣、也是最危险的,就是使用我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撞击。1943年时,我们开始为福克·沃尔夫战斗机加装装甲板,并把它们布置一些担任近距离攻击的部队里。他们要尽可能靠近轰炸机,如果在发射完所有的弹药之后敌机依然在飞行,那么就必须使用撞击这种手段来消灭敌人。事实上出现了很多的撞击战例,但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在大多数例子里,实施撞击的飞行员都能平安跳伞逃生!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同样也在于如何使这些飞机到达正确的高度——它们的额外装甲防护严重降低了爬升率。

最后,最为成功的方法出现在了装备有特制空对空火箭弹的飞机上。从1943年到1944年底,我从事的几乎全部是对抗盟军重轰炸机群的战斗任务。那以后我来到了第一个全面装备喷气式梅塞施米特Me262战斗机的部队——第7昼间战斗机“诺沃特尼”6联队担任联队长。那时我们的Me262上开始装备50毫米口径的R4M空对空火箭弹,每侧机翼下悬挂24枚,在距敌机群1000米处进行48发的齐射。结果非常棒:在对付敌人的密集编队时,一次齐射击落一架敌机是很通常的。但这种火箭弹并没有装备普通战斗机,只用于喷气式战斗机上。

在这场与敌人四引擎轰炸机群的战斗中,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的损耗是非常严重的。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战斗的进行,士气也逐渐低落。当然这也受到了整个国家不利军事形势的影响。每个飞行员都面临着很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完成任务返回基地时。战斗经常发生在云层上方很远的地方,而经过混战、已经完全迷失方向、又燃油短缺的的飞行员经常得降到云层底下来寻找任何可以降落的地方。导航设施严重不足,使得许多飞机就这样损失掉了。那些剩下的飞机也降得到处都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作战规程:为了攻击来袭敌机的第二编队或者是应付当天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击,任何基地上的所有战斗机都要由一名临时指定的军衔较高的军官带领,在补充完燃油和弹药后组成编队前往攻击敌机群,而不考虑各飞行员原来所属的单位。我想不用特别指出大家也可以理解这样的编队作战效能必然大打折扣。

1944年底时,德国战斗机部队虽然还有一些那时世界上最棒的飞行员,但占绝大多数的都是些年轻和缺乏经验的新手。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初,数据显示年轻飞行员平均执行两次战斗任务后就会完蛋!另一方面,飞机的情况却非常好,事实上我们被后方送来的飞机淹没了:1944年10月一个月中,军工企业共建造了4300架战斗机!然而,燃油的情况却令人绝望,训练飞行几乎已经被取消了——不用说也知道,新飞行员去战斗时简直就是在送死。

今天大家都知道,很大一部分喷气式战斗机根本就没有交到担负截击对方轰炸机群任务的部队手中7。直到1945年初,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希特勒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对于天空中的战斗毫无概念可言。但同时我也承认,即使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在一开始就投入对敌轰炸机群的战斗,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也是改变不了的。

在参加过这场与盟军轰炸机群之间宏伟战斗的德国飞行员中,只有少部分人活了下来。幸存者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攻击这些“空中堡垒”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些和我一样穿越过天空中浩荡轰炸机“溪流”的飞行员中没有人能忘记这幅画面,而且我也可以肯定每个人能够完整回到基地时没有不感到欣慰的。

我希望通过我的描述,可以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为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斗争中的一些方面。

1943年8月17日,美国空军第8航空队第一次袭击位于德国施魏因福特的轴承工厂,230架轰炸机损失了36架,还有多架受伤;10月14日的第二次空袭简直是一场灾难,291架轰炸机中60架被击落,重伤17架,121架带中等程度损伤返航。两次战斗的战损率之高是美军也无法承受的,以至于昼间轰炸暂停了一段时间。

约瑟夫·普利尔:德国空军著名的第26昼间战斗机“史拉格特Schlageter”联队联队长,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01架击落记录,全部在西线取得,是一名对付盟国空军的老手。在著名的战争影片《最长的一日》中,那位带领唯一一对德国战斗机在6月6日飞越登陆场进行扫射的原型就是他。1942年10月9日,当时担任JG26第3大队大队长的普利尔上尉第一次与B-17交战,当时的普利尔拥有西线架的击落记录,是这个王牌联队的首席空战专家。但B-17巨大的尺寸使他连续两次误判接战距离,最后在第三次才成功达成拦截并击落一架轰炸机。由此可见拦截四引擎轰炸机的难度,而这也是普利尔所击落11架四引擎轰炸机中的第一架。

自从美军四引擎轰炸机出现后德国空军就开始研究各种对付美军轰炸机的方法。来自2./JG1的 Heinz Knock中尉与 Dieter Gerhardt少尉研究出以Bf109携带一枚250kg炸弹并设定让其坠下一定高度之后爆炸以攻击轰炸机的方法。这个提案於1943年三月廿二日进行第一次实验。5./JG11的Knock中尉(此时JG1已经分裂成JG1和JG11两个联队)攻击一群刚轰炸完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B-17,该枚炸弹在机群中爆炸,击落了1架B-17。

当日稍晚Knock的这项“创举”层层上传。当天深夜帝国大元帅戈林还亲自打电话给这位小尉官道贺。这个实验在Knock晋升5./JG11中队长之后继续进行。七月廿八日携带炸弹的5./JG11的Bf109G击落了12架来袭B-17中的7架,其中一位飞行员只花了一枚炸弹就击落了3架。

这种攻击法的困难在于需要先将战机飞至轰炸机机队上方约1,000公尺处,然后必须将航向与航速调得和轰炸机一样,在设置延发引信之后将炸弹抛下。只有炸弹刚好在通过机群时引爆才有效用,因此对高度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太多,所以这个方法很容易引起底下轰炸机机群的注意。不过显然地美军并未发现这个新战术,因为他们将轰炸机的损失归咎于空对空火箭的攻击。

这个攻击法在美军护航战斗机大量出现后就没有实用的可能性了,因此便被打入冷宫。

沃尔特·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德国空军第5号王牌,258架击落记录,钻石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指挥过德国空军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试验部队——诺沃特尼大队Kommando Nowotny,1944年11月8日被美国P51“野马式”战斗机击落身亡。死后,德国的第一支喷气式梅塞施米特Me262战斗机联队——第7昼间战斗机联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最后一搏德国战斗机部队与美国重轰炸机群的战斗

约翰内斯·施坦因霍夫JohannesSteinhoff,1913年9月15日出生。1934年加入德国海军,1935年转到纳粹德国空军服役。1939年二战爆发时服役于第26昼间战斗机联队,不列颠战役时来到第52昼间战斗机联队,入侵苏联时担任JG52第2大队大队长。随后转任第77昼间战斗机联队联队长,在北非和西西里地区作战。44年底担任德国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第7联队联队长。45年3月加入前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中将领导的JV44“专家中队”,飞Me262喷气式战斗机。45年4月18日在驾机起飞时因故障坠落,本人严重烧伤,退出战斗。他在二战执行了930次战斗任务,击落了176架敌机(内有4架四引擎重轰炸机),包括在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上的6架战果,荣获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战争结束时为上校军衔。

战后他参与了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建立,先后担任联邦德国空军参谋长、空军总监、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74年退伍时为空军上将军衔。1994年2月21日在波恩去世,享年81岁。

首先,我想对二战前和二战中的德国空军作一些基本评论。30年代时德国发展起来的这支空军部队无论在数量、组织和构成上都不能适应它所承担的广泛任务。轰炸机部队在战略上没有受到重视,它既不是一支“战略轰炸部队”也不是一支“战术支援部队”,其实还不如简单说成是一支勉强“可以使用”的轰炸机部队。那些今天还主张“如果德国早日发展战略轰炸机部队,必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人们高估了当时德国的资源和战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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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丹日记”详述“恐怖韬略”

深圳特区报讯 美国媒体11日报道,CIA已经开始“邀请”一些国会议员前去观看拉丹的尸体照片。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因霍夫表示,照片上的死者就是拉丹,死状的确非常可怕。

因霍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总共看到15张拉丹被击毙后拍摄的照片,他相信这些照片是拉丹在巴基斯坦藏身处被击毙后立即拍摄的。“发射的子弹从拉丹耳朵进入,从眼眶出来……这一枪导致拉丹的脑浆从眼眶里喷射出来,相当恐怖,太可怕了。”

因霍夫介绍,其中3张照片是拉丹尸体被移出所居住的大院,抬到美军停在阿拉伯海上的航空母舰上所拍摄的。照片显示,拉丹的尸体已经被清洗干净,准备海葬。“他们清除了死者脸上的血迹与其他东西,因此较容易认出死者的身份。”

因霍夫表示自己毫不怀疑死者就是拉丹,“绝对没有问题,我看到了这些照片。那就是他,他已经走了,成为历史了”。

白宫曾宣布,因为担心公布照片后会激起中东地区人民敏感的情绪,被有些人利用作为反美的宣传工具,因此选择不公开拉丹尸体照片。但是一贯主张公开拉丹尸体照片的因霍夫认为,虽然照片非常血腥,但还是应该公布部分照片。除了因霍夫,国会中一些重要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也会看到这些照片。(中日)

202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盘点近10年得主及成就

中新网10月4日电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北京时间4日下午,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美国科学家大卫·朱利叶斯(David Julius)和阿登·帕塔普蒂安(Ardem Patapoutian)因在感受温度和触觉方面的发现获奖。

自1901年至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颁发了111次,累计222人获奖,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以下为近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及成就: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2020年10月5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哈维·阿尔特、查尔斯·赖斯以及英国科学家迈克尔·霍顿,以表彰他们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美国科学家哈维·阿尔特、查尔斯·赖斯以及英国科学家迈克尔·霍顿,因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获奖。

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获奖,以表彰他们在“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供应”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免疫调节的癌症疗法,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扬因解释了许多动植物和人类是如何让生物节律适应随地球自转而来的昼夜变换的,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因发现细胞自噬的机制,荣获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举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领奖。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提出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疗法”,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同时,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因“发现对一种由蛔虫寄生病引发的感染采取了新的疗法”同获该奖。

英国科学家约翰·奥基夫以及挪威两位科学家爱德华·莫索尔和梅·布莱特•莫索尔,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E·罗斯曼和兰迪-W·谢克曼,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C·苏德霍夫因“在细胞内运输系统领域的新发现,三人发现了细胞囊泡交通的运行与调节机制”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英国科学家约翰·格登爵士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因“发现成熟细胞可被重写成多功能细胞”,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巴特勒和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尔曼因他们“对于先天免疫机制激活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也因“发现树突细胞和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共同获得该奖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鱼香酒美心黯然:“红桃心”联队的西西里告别宴

1943年7月12日,在西西里岛西南部夏卡的一座野战机场上,德国空军第77战斗机联队(JG 77)联队长约翰内斯•施坦因霍夫少校忧心忡忡地站在跑道边上,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耳边隐约听见从东南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三天前,英美盟军开始登陆西西里岛,虽然德军在岛上部署了几个战斗力较强的师,包括精锐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但守军中更多的是装备低劣、士气低落、充满厌战情绪的意大利部队,很难指望他们做出有力的抵抗,这座岛屿早晚都会落入盟军手中。施坦因霍夫十分肯定,要不了多久美军坦克就会开到机场边缘,而在那之前他和他的部队必须撤回意大利本土,有消息说上级很快就会下达撤退令,也许就在明天,他就要和西西里岛说再见了。

■ 1943年7月,盟军登陆西西里岛前夕在港口集结的舰船和坦克。面对拥有巨大物资优势的盟军,德意守军没有任何希望守住西西里岛。

施坦因霍夫和他指挥的JG 77联队都不是等闲之辈。施坦因霍夫是图林根人,出生于1913年9月15日,在青少年时代很有文青范,中学毕业时在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成绩优秀,并考入耶拿大学主修文献学,但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于1934年加入德国海军,后于1936年转入德国空军成为一名战斗飞行员。二战爆发时,施坦因霍夫在JG 26联队服役,在威廉港的防空作战中获得了初次空战经验,1940年调入JG 52联队,参加了法国战役和不列颠战役。1941年6月,施坦因霍夫随部队开赴东线战场,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崭露头角,在一个月内击落了28架苏军飞机,到8月间以35架战绩获得骑士十字勋章。1942年2月,施坦因霍夫被任命为JG 52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并在8月31日成为德国空军第18位击落100架敌机的飞行员,跻身顶尖王牌行列。当他在1943年4月1日升任JG 77联队长时,其座机垂尾上的战果标志已经超过150个,脖子上挂着耀眼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 1942年在东线战场作战的施坦因霍夫,此时他已经是JG 52联队的一流王牌,并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 施坦因霍夫担任JG 52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时的座机侧视图,这是一架Bf 109F-4,注意垂尾方向舵上的战果标志。

JG 77联队组建于1939年5月,以红桃心图案为队徽,因此被称为“红桃心”联队。在二战时期,JG 77联队的作战范围极广,从西线战场的英吉利海峡到东线战场的高加索群山,从芬兰挪威的茫茫雪原,到北非前线的浩瀚沙海,到处都留下了JG 77的航迹。在长期的作战中,JG 77联队产生了众多的王牌飞行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戈登•戈洛布少校,他在战争初期先后在ZG 76、JG54、JG 3等部队服役,1942年5月出任JG 77联队长,并在高加索前线日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150架战绩的王牌飞行员,因此获得了第三号钻石饰,可惜此后就被禁止参加空战,调往后方任职了。

■ 德国空军JG 77联队的“红桃心”队徽(左)和该联队的著名王牌戈登·戈洛布少校(右)。

从1942年6月开始,JG 77联队的三个大队陆续调往地中海战区。他们曾为非洲军提供了有力的空中掩护,但随着德意军在北非战场的落败,JG 77联队只能撤到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继续作战。在西西里上空,施坦因霍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盟军飞行员不像苏联飞行员那样好斗,但训练有素,飞机性能也更好,很难对付,更要命的是盟军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后援,无论德军王牌们击落多少架飞机,天空中的盟军飞机总是越来越多,胜利的希望愈加渺茫。当施坦因霍夫沉浸在黯然的心境中,有部下向他提议当晚在联队指挥所的简易食堂里举行晚宴作为放松,他点头同意,他后来回忆:“我觉得今天的晚餐是在这里的最后一餐了。”

■ 这幅画作表现了1943年夏季,施坦因霍夫带领JG 77联队的Bf 109战斗机在西西里上空与美军P-38战斗机群展开空战的场面。

跟随施坦因霍夫多年的勤务兵兼军官食堂厨师的利伯上等兵负责操办这场晚宴,手脚麻利的他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准备了一桌像模像样的宴席。餐前酒是西西里本地特产的玛萨拉酒,这是一种用当地木桶陈酿的葡萄酒,有数百年的酿造历史。据说在1773年一位英国商人在途经西西里岛时品尝了这种酒后觉得口感不错,于是将其带回英国,并改良了工艺,使玛萨拉酒名扬世界。玛萨拉酒的酒精度在15~20度,味道偏甜,适合作为餐前开胃酒或餐后饮料,与西班牙的雪利酒、葡萄牙的波特酒及马德拉酒并称为四大加烈葡萄酒。在部下的劝说下,施坦因霍夫喝下一杯玛萨拉酒,甜腻浓烈的黑紫色酒汁润过喉咙,多少缓解了他的焦虑,激发了他的食欲,打起精神享用利伯呈上的一道道菜肴。

■ 原产于西西里的玛萨拉酒是世界四大加烈葡萄酒之一,很适合作为开胃酒和餐后的甜食酒。

在开胃酒之后上桌的是炒鸡蛋和红烩罐头肉,在战场上新鲜的鸡蛋总是很受欢迎,而肉罐头也是士兵菜谱中的常客。利伯使用的是意大利盟友提供的军用肉罐头,罐体上印着AM的缩写字母,为“军用”之意,这与德语中“老人”(Alter Mann)一词的首字母相同,久而久之,德军士兵就把意大利罐头称为“老头子”。平心而论,意大利虽然以美食著称,但其军用肉罐头的味道比不上英国军队的咸牛肉罐头,不过经过利伯的一番调理还算可口。

■ 二战时期的意大利军用口粮,包括肉罐头和压缩饼干,其包装上都有表明是军用品的AM缩写。

根据施坦因霍夫的回忆,当天晚宴的菜式非常丰盛,除了肉蛋之外,还有金枪鱼、沙丁鱼、凤尾鱼、猪肝肠、火腿肠、意式香肠、西红柿浓汤等等,其中金枪鱼和沙丁鱼特别受到好评。西西里岛自古以来就盛产金枪鱼和沙丁鱼,距离机场不远的特拉帕尼就是一座古老的渔港,其捕鱼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西西里人也特别擅长烹饪鱼类,当地的特色菜就是奶油香煎金枪鱼和烤金枪鱼,富于乡土特色的沙丁鱼料理也很有名。近代罐头技术发明后,西西里岛是最先开始制作金枪鱼和沙丁鱼罐头的地区,用橄榄油浸泡或煎炸的鱼肉制成罐头也同样美味。由于时间仓促,利伯不可能采购鲜鱼制作晚餐,只能以罐头鱼肉为原料烹饪菜肴,制作简单是“红桃心”联队的这场特别晚宴的最大特征,不过多样的菜式和足量供应的美酒使餐桌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心满意足。

■ 这是西西里特色烤金枪鱼块,可见鱼块中心仍保持红色,使食客能够感受到鱼肉天然的鲜味。

当晚出席宴会的除了施坦因霍夫及其副官巴赫曼中尉、联队军医等8名德国军官外,还有一位加拿大上尉和两位英军中士,他们都是德军的俘虏。虽然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但在战场之外交战双方还是尽量讲究风度,而邀请对手同桌进餐就是一种骑士精神的体现。由于连日战斗带来的疲惫,军官们在宴席上很少说话,默默享用美食。第二天,撤退的命令果然下达了,于是这顿晚宴就成为“红桃心”联队在西西里岛的告别宴。

施坦因霍夫在1944年底调任JG 7联队联队长,这是德国空军唯一批量装备Me 262战斗机的联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施坦因霍夫加入由加兰德组建的JV 44中队,但在1945年4月18日因为事故结束了空战生涯,他侥幸生还,但被严重毁容。在战争期间,施坦因霍夫总共执行了993次战斗任务,在空战中取得了176架确认战果,其中在东线个,并荣获双剑饰。战后,施坦因霍夫继续在联邦国防军中服役,为重建德国空军出力颇多,官至空军总监,晋升上将军衔,还在北约军事机构高层任职,于1994年2月21日去世。1997年9月,德国空军将第73战斗机联队命名为“施坦因霍夫”联队,以纪念这位功绩卓越的王牌飞行员。

■ 德国空军战斗机总监加兰德将军(左)在视察部队时与施坦因霍夫(右)交谈。

■ 战后,作为西德空军高层领导的施坦因霍夫(右)于北约高官进行交流,他的面容在战时事故中被毁。

■ 这幅彩绘表现了德国空军JG 73“施坦因霍夫”联队的“台风”战斗机,注意飞机垂尾上绘有施坦因霍夫头像的纪念涂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哈尔科夫市长因使用俄语被再次处罚状告语言监察员

sputniknews报道,哈尔科夫市长伊戈尔·捷列霍夫已起诉语言监察员夫塔拉斯·克雷明,原因是后者再次处罚其使用俄语。

2022年11月,捷列霍夫曾因在乌克兰全国电视马拉松直播节目的讲话中使用俄语被处罚过,处罚他的正是塔拉斯·克雷明。

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Suspilne)在官网上援引哈尔科夫市长新闻秘书尤里·西多连科的评论称:“哈尔科夫市长伊戈尔·捷列霍夫因违反语言法再次受到处罚,他已起诉保护国家语言专员。”

消息指出,哈尔科夫市政府证实捷列霍夫向法院起诉,不过指出,捷列霍夫是以个人而非市长身份起诉。

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采访了国家语言专员本人。克雷明证实确实受到起诉,他解释称,他确实再次处罚了捷列霍夫,因为捷列霍夫在Telegram频道和社交网站页面上使用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