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拒绝希特勒洗脑这名19岁的德国青年赌上生命走出自己的叛逆道路

原标题:为拒绝希特勒洗脑,这名19岁的德国青年赌上生命,走出自己的叛逆道路

在德国,街道以名人、广场甚至是建筑物来命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例如慕尼黑有名的路德维希大道是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命名,或是柏林的罗莎.卢森堡广场则是来自在威玛时期被极端团体所暗杀的著名行动者罗莎.卢森堡(然而,在德国却也有许多街道,取名自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乍听之下其实有些突兀,既然默默无闻,怎么又会以她/他的名字来为道路命名呢?

慕尼黑路德维希大道上伫立着一座圣路德维希教堂,教堂旁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名叫瓦特.科林恩贝克路。在路牌下的小小告示牌上,写着关于一个叛逆青年的故事。

这位青年名叫瓦特.科林恩贝克,他出生于1924年的慕尼黑阿玛利恩路上的一户虔诚天主教家庭。年幼时的他加入圣路德维希教会的少年合唱团,为教会唱歌,也在合唱团里结识许多童年玩伴。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小男孩,当时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将会随着历史潮流的脉动而产生剧烈的震荡。

1933年,希特勒纳粹政权正式上台,瓦特平凡的生活也自此陷入黑暗。1936年纳粹政权下令将原本隶属于教会的合唱团改制成希特勒青年团,让他热衷参与的生活重心一夕之间全变了调。

独裁政权强势执行其社会改造政策──尤其是青年「洗脑」政策;整个德国社会不但被迫噤声,甚至在一体化政策的强力贯彻下,家中长辈甚至半推半就地让自己的孩子加入独裁政权一手打造的娃娃兵团。

眼见自己热爱的团体被解散,生活重心又被国家暴力赤裸裸地霸凌,愤恨不平的瓦特开始思考走上一条叛逆道路,决心尽自己身为公民的义务,不仅要反抗不公不义的,更要向麻木的德国社会发出抗议之声。

瓦特曾经度过他快乐童年的圣路德维希教会,原本隶属于教会的合唱团改制成希特勒青年团。

1941 年,17 岁的瓦特在慕尼黑的一家机械公司担任技工学徒,一边学习机械相关知识,同时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组装收音机,利用调频转发外国电台频道。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常常聚在一起收听外国电台,并思考如何以实际行动冲撞不义的纳粹国家体制。

叛逆青年瓦特在收听BBC 时,得知盟军鼓励德国本地的反抗者在德国街头涂上象征同盟国胜利的V字,借以打击德军士气,因此他也不怕死地与几个朋友上街涂鸦。

象征同盟国胜利的V字除此之外,他还自组放送器转发外国电台的放送讯号,希望唤醒陷入对战争恐慌和对独裁政权德国人。瓦特与他的朋友们冲撞体制、挑战权威,透过自己的兴趣和技能,在社会一隅奋力尽着自己所认知的公民义务。可以想像,他们在行动时必定面对着担忧被逮捕的恐惧,但又会对自己的小小成果感到骄傲吧!这样的矛盾情绪,伴随着瓦特度过一段年轻的日子。

三个18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迅速被移送人民法院受审,以通敌罪及意图叛国罪起诉,并遭求处死刑。由于三人年纪还小,依法不能处以极刑,因此他们怀抱着一丝希望,提出了减刑请愿申请,力求免于一死。三人中有两人免于一死,但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在瓦特身上,被认定为首谋的瓦特申请的减刑遭到驳回,在被羁押了11个月后,最终仍被送上断头台。

在瓦特和他的反抗同志们的死刑判决书,第一页便大大地写上了以德意志人民之名,以此作为宣判死刑的正当性。在这里值得思考,我们还希望一个恣意以国家或人民之名,就可以轻易剥夺个人性命的国家吗?

1943 年8 月5 日,临刑前的瓦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幸运逃过一死的同伴:

这封信完成后,重达15 公斤的刀片垂直落下,斩断了这个叛逆青年勇敢追逐理想的道路,他的生命也永远凝结在19 岁这个本该青春洋溢的美好岁数。

在独裁政权垮台后的好几十年后,人们开始强迫自己回想起那段晦暗的过去,有意识地思考:「我们希望未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或许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大方做自己、在思想与行动上,都不会遭受国家暴力蛮横霸凌的社会;又或许是一个让年轻人可以懂得独立思考、拒绝接受任何权威、以行动追求公平正义,而不会遭受生命威胁或轻视的社会。

于是,他们诚实地面对历史,发现在那个晦暗动荡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个不愿向主流社会低头,为了自己的良知负责,并努力将思考付诸实践的叛逆小伙子,却在他19 岁那年被国家谋杀。

这个真真切切在历史上成长、挣扎,并努力往美好未来前进的年轻人,正是在人性被扭曲,尊严被践踏的时代里,为人们指出价值的先驱者。

巴伐利亚邦政府在1998 年将圣路德维希教堂旁的一条小径,以这个叛逆青年之名命名为瓦特.科林恩贝克路,一方面是出于对这短暂生命的愧疚与歉意,另一方面则是让瓦特展现出的人性和道德勇气继续存在于日常生活周围,也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他的牺牲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我们选择遗忘、忽视,或是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口吻,透过对比在独裁政权下牺牲的人数来合理化他的牺牲,他就不过是个被简化为的冰冷数字。

然而,当一些德国人选择记忆与纪念,透过不断的书写让瓦特的牺牲反覆出现在每个世代人的记忆中。瓦特的生命也就从一个虚无飘渺的数字,转化成无所不在的生命价值。

或许会有人说,街道命名或是立纪念碑(像)是过去威权政府的造神手段,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彻底否认这种抗拒失忆的方法。要让远去的年轻生命继续存在下去,仍必须不断地和历史对话、自我反省,进而实践在行动上,我们才可能真的了解牺牲的意义何在。

慕尼黑这一条属于叛逆青年的道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面对自己不堪的过去,我们应该要如何提起勇气面对、认错、反省,并携手打造一个尊重人性、开放自由的社会。